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視察時首次提出“四個全面”戰略思想，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我國“十三五”發展的指導思想。這是從黨的十八大到十八屆五中全會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和高度而凝練出的一種全新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其內涵博大精深。筆者認為，“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內涵是富民強國興黨，這是現代中國發展的最大目標、最大任務、最大要求，與“四個全面”每一個戰略布局相對應；核心是人的全面發展，最顯著的特點是全面發展，最高的追求是人的全面發展，這與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理論一脈相承；方法是“一體三翼”策略，體現了“聯系、發展和全面”的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結晶；要義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最新科學社會主義觀一系列基本理論觀點的總概括，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行動指南，架起中國發展的總綱領。

　　一、歷史階段性與時代發展性的辯證統一

　　“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特質是遵循歷史發展方向、沿著歷史進步邏輯前行，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性和時代發展性的辯證統一，每一個全面都有歷史的、現實的和未來的時間維度，展現出歷史與現實、現實與未來的進步和繁榮發展的軌跡。

　　彰顯了當代中國發展歷史進程與現實中國發展的有機統一。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人民群眾對歷史任務進行選擇的過程，也是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結果。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脈絡看，每一個時代都有重大歷史任務和歷史使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大歷史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以求民族獨立、反對封建主義以求民族解放。新中國成立后，發展是最大的歷史任務，為此而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在前一個階段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進入了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和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后半程。在這個階段，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創新性地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系統思維、整體推進的把握上對治國理政的方略賦予了更為全面的內涵和更為全面的定位。“四個全面”是依據不同時期基本國情的內涵變化，及時作出的具有針對性和指導性的戰略性調整，順應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的歷史規律，是解決現實中國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必然要求，契合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熱切期盼。

　　展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經驗與把握人類文明發展大趨勢的新成果的有機統一。黨執政的實踐表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接力奮斗、銳意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是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歷史前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堅實的基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成功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站在新的起點，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架起歷史規律的“望遠鏡”，縱覽世界風云變化“大棋局”，審視國內改革發展基本面，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既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和總結，也是在科學把握人類文明發展大趨勢基礎上的新成果、新論斷。它統一于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統一于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既適合中國國情，明確了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總框架、總抓手，為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又適應世界潮流，使國家發展的目標與取向、國家治理的理念與方式、政黨建設的方式與途徑，更接近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向國際社會宣示了中國的發展方向、發展道路、發展方略，為解決當今世界性難題、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了獨特的中國經驗、中國智慧。

　　二、內在邏輯性與理論體系性的辯證統一

　　“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內在邏輯性強；“四個全面”理論體系高度概括出戰略目標與戰略舉措、發展動力與政府治理、制度建設與黨的建設、中國現代化與中國道路、“總布局”與“總方略”相統一的理論形態。

　　從系統性看，明晰了中國發展的新邏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突出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在我們黨歷史上首次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了全面發展的邏輯體系，這是黨在全面發展上的一大創造。納入“總指導”。十八屆五中全會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納入我國“十三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有了直接指導準則，同時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探索性指導經驗。五中全會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系統性新的目標要求，繼承和發展了黨的十六大以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具體內容和要求，是在以往目標要求基礎上進一步充實完善和調整深化。體現“總方略”。“四個全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布局，構成一個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戰略體系，把各方面制度推向成熟和定型，體現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理論飛躍。它集強烈的問題意識、鮮明的目標導向、全面的戰略舉措、高度的責任擔當于一體，既是科學的指導方略，也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新方法、新路徑。作為“總抓手”。“四個全面”展示中國未來圖景的戰略主線，突出體現出深刻的思想性、鮮明的時代性和生動的實踐性，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部工作的根本遵循，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戰略抓手，是經濟新常態下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實現穩定增長、協調發展的“壓艙石”。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列正在向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發的列車，那么改革就是發動機，法治就是穩壓器，黨的領導就是火車頭，體現了一個戰略目標與三個戰略舉措即“一體三翼”的和諧統一，是一個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和有機整體，每一個全面都是一整套結合實際、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獨具特色的思想體系，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發展的新邏輯。

　　從規律性看，豐富了社會主義的新內涵。“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是在特定的時代和關鍵的時間節點產生的，是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建設什么樣的國家、怎樣建設國家，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思想脈絡的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形成于創立和建設新中國的整個過程，鄧小平理論形成并貫穿于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是中國改革進入全新而關鍵階段產生的全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創造、新結晶，三者作為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既一脈相承，具有內在的共同性和繼承性，又與時俱進，具有發展性和創新性。“四個全面”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有了更加深化的把握，對于掌握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有了更加全面的提高，對于駕馭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有了新突破，對于把握執政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賦予了深邃的內涵。它把社會主義從昨天到今天再到明天的由低到高發展的經驗性的東西，上升總結為規律性的東西，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從方法論看，開辟了治國理政的新境界。“四個全面”戰略思想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我們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走來，要向“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走去，需要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拓黨治國理政的新方式，加快人的現代化、制度現代化、法治現代化和黨的建設現代化進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沒有解決好。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巴黎公社實踐，沒有遇到后來社會主義國家大范圍的現代治理問題；從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看，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功探索，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我們黨執政后繼續探索這個問題，取得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成果，但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有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現代制度。“四個全面”體現了全局、戰略、創新、系統、辯證的思維，不僅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制度弊端，而且著眼未來作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現代制度安排；不僅厘清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國理政的核心，而且架起了中國發展的總綱，成為建設現代中國的基本方略。這是從制度領導到制度治理、從特殊論走向規則論、從物質文明走向制度文明的必由之路，讓制度聰明起來、公正起來、執行起來，讓法治神圣起來，讓黨和國家長治久安起來！

　　三、現實邏輯性與未來邏輯性的辯證統一

　　“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現實品格和縝密的現實邏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彰顯出攻堅克難的獨特品質。它體現著清晰的未來邏輯，從時代變革的大趨勢中把握未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行動綱領。

　　現實邏輯與未來邏輯相互銜接。一個理論的偉大之處在于它能解決這個時代的現實難題。“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它是黨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不斷解決問題、化解挑戰、攻堅克難的新法寶，不僅有攻堅克難的現實品格，而且著眼于解決中國未來發展的時代難題。如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如何解決，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如何縮小，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利益固化的藩籬如何突破，反腐敗斗爭如何深入，外部挑戰如何應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如何破解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解決現實問題與未來問題統一起來和銜接起來，不僅理論指導上更加清晰，而且實際操作上找到了實現的目標、路徑和措施，展現出現實的品格魅力與未來的邏輯力量相互融合、相得益彰，閃耀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光芒。

　　現實邏輯與未來邏輯相互激蕩。“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在闊步邁向“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偉大進程中，不可能直線前進，其間各種坎坷與艱辛、干擾與困難、考驗與挑戰，在不同階段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時起時伏，都可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出現一定的“迂回”情形。從“摸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從反腐倡廉到簡政放權，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從化解產能過剩到供給側改革，從“新四化”到“五個現代化”，從不平衡發展到“五大發展理念”……當代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轉型、成型和定型，簡要地講就是從發展中國家走向發達國家，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走向制度文明，從全面小康社會走向基本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是在現實邏輯與未來邏輯相互激蕩中完善發展。十八大以來的成功實踐，使我們看到了“四個全面”具有“壓艙石”和“定盤星”的重要作用：中國道路自信的定力前所未有，民族振興的擔當前所未有，深化改革的廣度前所未有，依法治國的高度前所未有，反腐肅貪的力度前所未有，大國外交的成效前所未有。這將為當代中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向更高級階段開辟了新天地，實現中華民族的光榮與夢想。

　　總之，“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彰顯出思想又一次大解放，全方位改革的歷史坐標更加清晰；道路又一次大拓展，中國道路在歷史進程中更加寬廣；理論體系又一次大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更加多彩；制度文明又一次大提升，制度體系在改革創新中更加成熟，必將在更加壯闊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展現出它的理論魅力和領航威力。